卜正民：出版《哈佛中国史》的主意，来自与我合作过的一位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。她认为，公众会希望看到一套较详细地介绍中国历史的书。《剑桥中国史》由很多学者共同参与撰写。我们决定避免这样的形式——我们的每本书，都由同一作者撰写。

我和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项目，最终，我花了近一年时间，找到了陆威仪、迪特·库恩和罗威廉一起合作。这套书原计划出版五卷。我请陆威仪写秦汉卷时，他表示，他想阐明的观点在南北朝时期也有所体现，所以我同意他再写一下南北朝。后来我们又决定单独写一卷唐朝历史，但找不到特别擅长这方面的学者，陆威仪表示他也可以写，于是他一个人写了前三卷。他的效率特别高，三卷都按时完成了。

卜正民：我提出了三条写作原则：囊括关于所写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，让这套书及时反映当代学者研究现状；按照主题撰写内文，将这些主题按时间顺序展开；要讲述改朝换代的历史，要适合非专业读者阅读。

除此之外，每位作者会自己决定应强调的内容和选材。陆威仪和迪特·库恩将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写了进来，它们对研究早期中国非常重要。对此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我发现，当你让同事自己做决定时，他们往往充满创意，表现不俗。

卜正民：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内容更全面——两千多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，发生的事情很多，即使出版六卷书，也未必能囊括应涉及的信息。此外，有的人希望强调最重要的事件，有些人不想重复，省略了一些大家熟知的信息。但最终，我的作者们都用宽广的视角、清醒的头脑撰写各自的内容，这些冲突也得以解决。可以说，他们最终完成的手稿接近完美。

另一个挑战是一致性问题。我曾经想为每位作者提供详尽的内容大纲，但通过一次次的对话沟通，我们共同确定了哪些话题是需要被强调的重点。令我惊讶的是，我们很快就对这套书的编辑方式、风格及内容达成了共识。

卜正民：这套丛书只涉及中国帝制的历史。我希望选择我擅长的领域，而我对秦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并不了解，所以感到没资格去编辑相关内容。研究中国20世纪的历史需要不同的角度，所以我们也未加入这部分。

我们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。这套丛书是想为西方读者提供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，而不是用细节把读者们淹没。这也意味着，可能中国读者期待读到的某些内容，在这套丛书中找不到。

卜正民：不同于剑桥大学出版社、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是，哈佛大学出版社不允许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书名中，因此这套书的英文名称并没有出现“哈佛”的字眼。

对于这套书的中文译名，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受。我想，它只不过告诉了读者这套书是哪里出版的，这个书名并不代表“哈佛学派”（Harvard School）的观点——我也不确定这个组织是否存在。我是四位作者中唯一在哈佛读过书的，我的观点不是某个组织的观点。我们四位作者共同撰写了这套关于中国历史的好书，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，仅此而已。

卜正民：过去20年来，在西方学术领域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环境对历史的影响。我在《挣扎的帝国：元与明》中强调环境的作用，是一个较晚的决定——我在研究明朝没落前发现，明朝没落的原因之一是环境危机。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，这样的研究角度依然很新。将环境因素和我所已知的元明的历史结合考虑，我感到很兴奋。

当我决定在我写的这部分里加入这样的角度时，其他作者的初稿已经完成。我没有让他们返工，使用同样的角度分析。因此，在这套书中，只有我写的部分涉及环境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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